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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很少在有空調的辦公室裡看到柯金源。他在公視的辦公桌上總是堆滿著成疊的資料,椅子上卻空無一人。他的身影一直在山林,一直在事件現場。
要找他,往往只能透過手機問說:「柯師傅,你在哪裡?」
二○○一年,阿瑪斯號貨輪油汙事件,他在墾丁海邊;二○一八年二月五日,臺北市陽明山鞍部落雪,雪地上有著柯金源的足跡;同年二月六日深夜,花蓮大地震;二月八日上午,柯金源緊跟著「我們的島」團隊也趕到了現場;二○二○年元旦,百萬港人走上街頭抗爭,他也扛著攝影機,隨著人潮記錄遊行實況。
他是一位影像工作者,人生天地的大小事物他都有的凝視,他熱愛的影像工作,本質上就是與時間拔河的藝術:要在事件現場,才能得見;要耗時守候,才能捕捉。從時鐘或手錶的長短針來審視他過去三十年的作品成就,就可窺見他的不平凡與不容易。
手錶和時鐘都有長短兩針。長針急促,以秒推進,容不得片刻偷懶;短針幽緩,久久一動,悄悄鐫刻時光。多數人終日被長針追著跑,忙著計算速度,顧不了深度;少數人鑽進了短針縫隙,用等待與追尋,畫出了輪廓,也點出了精神。少了長針直擊,短針就少了素材累積;少了短針的沉澱,長針描繪的事件本質,就難窺全貌。
紀錄片工作者都在和時間賽跑,發生中的事件或景物,錯過就錯過了,不會再有。有些事件亦非一時片刻就能釐清脈絡,驟下結論,易生偏頗。人稱柯師傅的柯金源,一方面在長針的催促下,忙著採收眼前風景,另一方面則在短針的緩動間隙中,逐一填實了細節,讓事件風景多了註記,也多了凹凸明暗。長短夾雜的結果,讓他的紀錄片或生態書都有了耐人「對照」與「參看」的魅力。
用「好看」來形容柯金源的作品,沒有貶損之意,反而更能凸顯柯金源用影像為經,用故事為緯的敘事手段。
紀錄片影像多半來自直擊與守候,前提是勤奮(樂以山海為宿),其次是敏感(聞嗅得到核心重點),第三則是重製(多機作業或多元解析)。敘事多半來自理性的透澈與感性的傳述,他有時隱身觀景窗後,鏡頭指涉處,就是他的現場實錄;他有時現身觀景窗前,直指或者親自配音,娓娓道來,個人風格印記如此鮮明,無關炫耀,而是要承擔負責:人在現場,方見其真;細說因果,才知其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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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者出身的敏銳與速度,媒體需求的壓力與空間,多少都影響了柯金源的記錄取樣與整理爬梳。柯金源對生態議題的觀察與追蹤,早在他還是平面記者/專欄作者的年代即已扎根,直到進入公共電視後,才得著了更即時更立體的情貌。是的,公共電視有一群人拒絕跟進政治口水,不跟從流行打水漂的決志,才讓柯金源這類工作者有了優遊空間,才得以讓攸關臺灣的環境生態議題逐步匯聚成為主流共識。
最殘酷,也最珍貴的採訪經驗應是柯金源在報導「阿瑪斯號貨輪擱淺油汙事件」時,用鏡頭記錄下的「現在進行式」。
當時,柯金源不是第一位趕到現場的記者,但他人脈廣,閱讀勤,聞風就知該如何行動,才能在公視新聞部同仁的奧援下,全程記錄下這起臺灣脆弱海岸線上難以迴避的汙染事件。雖然他不可能「全記錄」這場環境災難的點點滴滴,但長期駐點,持續半年的追蹤報導,用短針採樣的精細與認真,全方位掃描,不時都有最新畫面及進度,保守官僚再難一手遮天,除了以最陽春也最笨拙的撈油行動,也會以安全為名,不得不限制他的採訪,試圖做到「損害控制」,卻也堵不住熟門熟路的他,那種機伶穿透的行動力。
每一則報導背後的「荒謬」與「對抗」往事,多年後或許都會成為記者採訪人生中的「笑談」,柯金源的作品卻無意陷溺在這麼低廉的情緒之中。你很難想像他用攝影機記錄下這一切的黑油汙染時的「心痛」;但你在看見他所拍下的駭人影像後,就能感受他製作報導時的「心急」。
他的影像是不是讓官員頭疼,從來不是他憂心或者得意的事,他清楚,報導其實無力回天,只能見證人類的愚蠢,但也還是希冀這些確鑿的影像物證能凝聚民眾共識,逼使政府上緊發條,研擬對策,下一回,是的,下一回再有國難降臨時,不要再這麼進退失據了。
多數紀錄片工作者,其實只能如此卑微祈願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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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針的精準採樣,讓柯金源的生態報導有著直擊現場的巨大能量,然而作品激盪出讓人難以迴避或者辯駁的震撼,則來自他的短針結構。短針幅距開闊,適合等待、守候與整理,也讓長針採集到的能量得以針刺洞見,穿透迷霧,用實況影像書寫滔滔雄辯。
例如:千禧年的《平溪天燈》,一般媒體忙著捕捉千燈飛天的壯觀,唯獨他會要求記者深入林間海邊找尋天燈墜毀後的遺跡,柯金源的長針走得飛快,但他不忘用短針,拉開更廣闊的視野。
例如:《獼猴列傳》中,人們想盡方法要去驅趕入侵「人境」的獼猴,槍聲、爆竹,還有敲鑼打鼓……無所不用其極,從餵食取樂到搶食掠奪的人猴大戰,帶出同為靈長目動物,受到人類開發影響,獼猴棲地一再往深山移動,卻又得為覓食「侵犯」人類莊園。影像的排列陳述,有如戲劇情節般的誘人魅力,讓一部環境生態紀錄片更容易為人閱讀與接受。
例如:累積九年時光的《產房》一片,探討究竟用沉船或水泥打造的電線桿礁等人工魚礁才是正辦?抑或,綠竹叢搭建的「竹叢產房」更受軟絲青睞?柯金源深入海底,用影像「對比」了傳統魚礁的稀疏魚群與竹叢魚礁的豐厚卵包,不但有賞心悅目的海底奇觀,更用現場數據和影像實況,直接挑戰魚礁政策。
從趣味到環境生態都能兼及,可以說是柯師傅的創作內規,所以熱門電視綜藝節目「頑皮家族」出發的《天堂路》,他完成了來自異鄉的紅毛猩猩「小莉」、「麥克」到「帥哥」們的臺灣漂流記,甚至還到印尼探尋牠們的故鄉,補齊了越南的保育動物交易實況。這份視野與企圖心充分說明了他對事件的理解程度:地球公民不會偏守一隅,只從單一角度看事件。
例如:他二○一八年的《前進》找回了第一代的環保記者和抗爭民眾,從早期的反杜邦、反利澤到今日反核四,反空汙,重新比對檢視臺灣還在傷心流淚的環境議題。臺灣究竟在進步還是退步?柯金源提出的質問,未必能得著肯定的答案,然而光是提問,就能帶動反思,這不就是知識分子能做,也應該做的事嗎?
理念歸理念,現實歸現實,追蹤環境議題時,他受到的干擾與限制,往往就像是環保電影中曾經演出的「駭人」情節。
例如:他曾經追蹤過偷挖砂石或有毒廢棄物的掩埋事件,人到現場時,會有好幾位兄弟「沉默」地跟著,或者騎機車圍著繞,有的還會指著你說:「我們知道你是誰。」目的都在讓你心生畏懼,主動撤退。
例如:除了精神上的壓力,他曾被黑道背景的拖車業者毆打,那一次,不只人被打,攝影機也被砸壞。他學會的教訓是:採訪敏感議題時,不再單槍匹馬,會再多找一個人陪伴。
有人陪伴只能避免暴力襲身,更有效的保護,則有賴專業上的高度與深度。柯金源的因應態度是:報導時,避免帶入個人情緒,用影像呈現現象,讓觀眾自己判斷我謹守報導紅線:站在中立點,用正確的資訊做報導。要嚴守中立,就得找出許多支持報導的證據與事實,一切有所本,禁得起檢視,正反意見聲音都能並陳,把判讀的工作交還給閱聽人。他強調:「最重要的是,報導要從『善』出發,這個善,並非『與人為善』,而是要朝『更好』的方向發展,例如當汙染已形成時,找出解決方案,遠比抓出誰是罪魁禍首更有意義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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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投身環境生態新聞的初心則來自他在彰化偏遠的農漁村長大,目擊臺灣從農業社會轉型後,環境逐漸受到汙染的質變。後來從事新聞工作,更深深感覺到主流媒體認同資本主義的開發實效,刻意忽略了環境議題,除了重大公害事件,幾乎都不會大篇幅報導。
一九九○年,楊希颱風來襲,嘉義東石鄉網寮村因臺鹽事業海堤潰決,海水倒灌,整個村莊浸在海水中整整三十九天,臺灣媒體除了報導高官訪視災區的新聞之外,就沒有人再關心或報導村民的淒慘困境,荒謬的政治與媒體現實,讓他決定淡出原本已有相當累積的政經採訪路線,改從環境田野記錄出發,從土地看臺灣。
另外一個動力則來自一九八八年的農民請願運動。當年,農民擔憂農產品開放進口將影響生計,從中南部北上請願,官方卻視他們如暴民,主流媒體也沒能凸顯抗議心聲,官方怎麼說就怎麼報。目擊農民的委屈,他就更堅定了為弱勢發聲。
慎選議題,做足功課,成就了柯金源最踏實的基本功。他應《財訊》雜誌之邀請,撰寫「臺灣檔案」專欄開始,他就決心要對全臺灣展開了地毯式的田野調查,每個採訪點都是他認為值得長期關注的環境記錄點,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回現場,記錄它的變遷,也理解了環境衝突與變遷的脈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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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勤快在於平均每個月有二十天穿梭在環境新聞現場,遇到突發事件,會先協助同事製作專題報導,直到調查資料都已足夠完整,才會著手製作一至兩小時的紀錄片。
他亦明白生態問題很難在一、兩年或三、五年內就看清楚脈絡與結果,有些政策需要長時間的檢驗,例如,一九七○年代海洋資源復育倡導人工魚礁政策,後來證實,如果管理不當,反而會破壞海洋生態;但臺灣人卻在花了幾十億、歷時三十年的檢驗,才明白政策可能是錯誤的。
三十年在大自然中只是一瞬,能呈現的問題往往也只是一個點,環境生態保育觀念會隨著時代的需求、知識體系的演進或時間的檢驗,產生新的價值觀念。謙卑因此必要,反省更不可缺,例如有關臺灣環境的開發議題,有人主張全力開發,柯金源一度強調環境優先,多年後他則調整了想法:為了兼顧當地住民的生存,不妨從資源永續的概念切入,再以低度利用的方式,尋求人與環境、生物並存的可能性。
學者郭力昕因此推崇:「柯金源的謙卑自持、深刻自省,與對環境政治的態度和胸襟,不僅充分展露在他的影像紀錄中,也坦然表達於他自己陳述的文字裡……
對於環境議題必須分析、追究其造成破壞或惡化的原因,使他的影像與文字紀錄具有清楚的問題意識和政治觀點,儘管他的圖文敘事不慍不火。」
我看到的柯金源,就像美國詩人羅伯特.佛羅斯特(Robert Frost)一樣,偏愛人跡罕至的小徑,只要還走得動,我相信他生命中的長短針還會持續滴答轉著,一定會找到鮮活又耐人尋味的觀點,書寫著新一章的臺灣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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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電影評論寫作者和電影音樂推廣者。他是臺灣第一位走遍坎城、威尼斯、柏林和奧斯卡等國際影展現場,報導臺灣電影競賽實況的記者。
一九九六年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擔任製片部經理,製作拍攝林正盛導演的《美麗在唱歌》(得到東京影展女主角獎)和蔡明亮導演的《河流》(柏林影展評審團大獎),二○○四年以臺北愛樂電臺「電影最前線」節目獲廣播金鐘獎最佳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獎
曾擔任電視金鐘獎評審及評審團主任委員,臺北電影節、高雄電影節評審及金馬獎費比西獎國際評審,以及《自由時報》副總編輯,負責文化週報。現職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。